[基本案情]

案例一 万某,某市煤矿安全监察局副局长,中共党员。春节期间,万某回老家探亲,当地多名煤炭企业老板争相请万某吃饭、唱歌。

案例二 赵某,某市地税局局长,中共党员。赵某与老家一名私营企业老板王某相识。春节期间,王某多次在某会员制会所宴请赵某,喝洋酒、抽雪茄、健身。

案例三 张某,C省国有银行行长,中共党员。华某,女,某国家机关副局级领导干部。张某与华某是党校同学。2017年11月,华某到C省银监局担任副局长。张某得知后,给华某打电话,希望春节期间聚一下,以后工作上多联系沟通。春节期间,张某以安排工作用餐的名义,在一家温泉度假酒店宴请华某,省行副行长王某、何某等七人作陪,用餐费用在银行报销。

案例四 朱某,D省工商管理局副局长,中共党员。春节前,朱某带队赴W市调研春节期间市场监管情况。当晚,W市工商局公务宴请朱某等人,共6人陪餐,人均消费336元。餐费超过该省规定的公务接待人均150元的标准;6人陪餐违反了该省“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的公务接待规定。

[处理建议]

上述案件的焦点是相关党员干部参加宴请、聚餐、接待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党的纪律,以及构成哪些违纪行为。

[党纪评析]

上述四个案例中的行为有相似之处,但性质不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案例一中,万某构成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行为

执行一定公务的党员或党员干部接受与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相关联的、与正常公务活动相冲突的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可能影响到公务的正常履行,且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为党纪所禁止。本案中,万某春节回老家探亲期间接受多名煤炭企业老板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可能影响到公正执行公务,且情节较重,构成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行为。

二、案例二中,赵某构成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行为

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是“四风”问题的典型表现,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本案中,赵某接受私营企业主的邀请出入私人会所,且情节较重,构成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行为。同时,赵某的行为还构成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行为,属于想象竞合违纪形态,应当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为更好体现赵某违纪行为的性质和特点,更好发挥警示教育效果,建议以“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行为定性处置。

三、案例三中,张某构成违规组织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行为,华某等人构成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行为

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和高消费娱乐等活动,严重败坏党风,带坏社会风气。本案中,张某违规公款宴请同学,构成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违反有关规定组织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行为,张某既是直接责任者,又是领导责任者。

华某及王某、何某等人参加公款宴请,构成了第九十六条规定的“违反有关规定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行为。另外,省国有银行与华某所任职的银监局有直接业务管辖关系,是其业务管理对象,华某的行为还构成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行为,属于想象竞合违纪形态,应当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四、案例四中,朱某等人构成超标准、超范围接待行为

在规定范围之内的公务接待是党规党纪允许的,但超过规定的标准或范围,则违反党纪。本案中,W市工商局宴请朱某等人,餐费标准和陪餐人数均违反了公务接待规定,构成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九条规定的“超标准、超范围接待”行为。同时,朱某等人参与此次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活动,也应当根据第九十九条之规定追究党纪责任。

五、准确把握党员违规参加各种宴请的具体情形

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六条规定了党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行为。“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是指提供方与执行公务的党员干部在特定条件下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党员的职权或职位上的影响所形成的权力和地位会给对方当事人的某些利益造成影响。比如,下级对上级的宴请,工作对象为有关部门提供的旅游健身活动,监管对象为行政执法部门提供的宴请娱乐活动等。另外,判断某种情况是否属于“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并非以被宴请人或者被安排其他活动的党员的主观意愿和主观想法为依据,而以客观上党员的职权和职务所形成的影响可以给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影响为依据。

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了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的行为。关于私人会所的范围,《关于进一步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将其界定为实行会员制、只有会员才能出入的会所或不向公众开放、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餐饮服务、休闲娱乐、美容健身等场所。实践中,一些人为了规避监督,将私人住宅改造成向特定对象提供餐饮、娱乐活动的场所,搞所谓的“家宴”“一桌餐”,进行利益勾兑和输送,也应认定为私人会所。

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了党员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行为。其中对违规参加用公款宴请的党员,其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要具体分析其主观意志。如果参加的党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参加的是用公款支付的宴请,构成违纪;如果确实不知,或组织人刻意隐瞒宴请由公款支付,按照“无过错则无责任”原则,不构成违纪。注意第九十六条与第九十九条“超标准、超范围接待”行为的区别。第九十九条适用的前提是在符合规定的、正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中,第九十六条可能是在公务活动中,也可能不是公务活动,只要是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这些活动就构成违纪,其范围比九十九条更宽泛;第九十九条强调的是不得挥霍浪费、大吃大喝,本条强调要加强对公共财物的管理和使用,防止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的行为。

党纪处分条例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党员超标准、超范围接待的行为。具体是指公务接待安排的迎送方式、陪同人数、活动场所、活动项目和活动方式、住宿、用餐以及出行活动的标准和范围超过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公务活动当地接待的规定标准;或者在公务接待活动中,接待单位在安排用餐时多次宴请,或者陪餐人数超标,或接待与公务无关的人员,或者超过用餐标准,或超越职级、地区、季节,提供高档菜肴或者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提供高档香烟和酒水,或者使用企业场地、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合接待等奢侈浪费行为。要强调的是,该条款的违纪的主体既包括提供接待的接待方,也包括参与接待的被接待方。违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明知或希望、放任结果发生。如果被接待方确实不知是超标准接待,则不能按该行为定性处理。

(王希鹏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责任编辑:桂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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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日本2016流行语大奖揭晓 “神了”一词斩获年度头名

【环球网报道 记者 王欢】据日本NHK电视台12月1日报道,日本2016年度“新语·流行语大奖”12月1日揭晓,时隔25年赢得日本职棒中央联盟冠军的广岛东洋鲤鱼队总教练绪方孝市,他在形容选手表现出色时使用的“神了”一词斩获年度大奖。

此外,入选前10的热词还有,巡访漫画、动漫故事舞台等的“圣地巡礼”、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虽因过激言论引发争议但却赢得狂热支持,成为一大社会现象的“特朗普现象”、在儿童入托难问题上引发社会争论的匿名帖子“入托落空了,日本去死吧”、在各地公园等随处可见痴迷玩家身影的手机游戏软件“精灵宝可梦GO”、还有日本银行实施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负利率”等。

除此以外,为熊本大地震中受灾严重的熊本城募集修缮捐款的“复兴城主”一词荣获“评选委员会特别奖”。

现在美国大选的结果开始出现了疑问,有三个州的选票可能被某国家黑客捣乱而需要重新计票。

沙僧就这样在残酷的斗争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一名合格的“机关干部”,最终修成了正果,被封为金身罗汉。

回过头来看,一定要记住“在变应变”四个字,在变化中应对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要随时改变。

任然

如果它真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那么又是如何被选中的?是否通过了必要的公开和遴选程序?是否征求了公众意见?

中央三令五申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但全国16个省份的数百家中小学生校服生产企业却遇到新的烦恼:只有进入一个名为“阳光智园”的App,才能参与校服招标和供应服务。同时,该平台向校服生产企业收取货款4%的服务费,瓜分掉校服企业约一半的净利润。这场貌似由教育部门主导的校服采购模式变革,实际操盘者却是一家民营企业,众多校服企业质疑其借机制创新之名,行垄断敛财之实。(《经济参考报》1月22日)

校服问题,包括校服本身的质量、价格问题乃至腐败问题,近年来时有曝光。2015年7月,教育部、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学生可以自愿购买校服,也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这被视为是对校服乱象的针对性纠偏。

“阳光智园”也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标榜为“校服互联网+”管理应用平台,能让家长与厂家直接建立购买关系,学校不再经手校服费用,有利于廉政风险防控。

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仔细一想,却并非那么回事。一方面,既然校服的购买权交给了家长,那么到哪儿买校服,就当由家长做主。可现在家长只能选择那些与“阳光智园”签订了协议的校服企业,这显然是对改革初衷的某种背离;另一方面,“阳光智园”立足于打造校服订购平台,却向企业收取高达4%的服务费,规定家长和企业都只能在平台交易,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

不仅是校服企业,地方教育部门也有干部提出质疑,可替代阳光智园平台的免费互联网平台不胜枚举,为何单独强推该平台,而不是两家或多家并举,从而推动公平竞争?

“阳光智园”到底是什么来头,实在让人好奇。抛开这种采购模式是否真地能够实现廉政风险防控的初衷不谈,如果它真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那么又是如何被选中的?是否通过了必要的公开和遴选程序?是否征求了公众意见?以“红头文件”发出的倡导建议,多多少少都具备了强制性。事实上,多个地方的教育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都是将之作为“必须”要求来落实。

一纸仅供参考的论证会纪要,到了省级及以下很多教育部门就变成了“必须”。从字面上理解,这确实是执行上出现了加码乃至扭曲。但文件专门为某个互联网平台背书,哪怕只是倡导,提供“参考”,真地合适吗?按理说,这种行政倡议,在地方上所可能引发的“执行走样”其实也是完全可以预估到的。

从实际效果看,“阳光智园”的操作模式,也显得疑点重重。比如,早就有人指出,即便是所有学校和企业都统一使用“阳光智园”平台,校服企业能否进入平台参与竞争,还是要有学校等相关部门决定。另外,也有家长表达了对于“阳光智园”平台上校服企业的售后服务与校服质量的质疑。在这种现实之下,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大力推广“阳光智园”,除了受到上级红头文件的鼓励,是否也有不当的利益驱动?

校服市场问题时有曝出,恰恰是因为这个市场受制于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权力”,在相关改革后,试图以“平台垄断”的模式来“净化”校服市场,只能是一厢情愿,也构成了对改革初衷的架空。

一个App一旦获得红头文件背书,在地方教育部门的“配合”下,就可以将不与自己签订合作协议的校服企业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这再次反映出市场公平的脆弱性。相关部门不仅需要好好查查“阳光智园”的来头,更要对于“红头文件”介入校服市场的行为,给出明确说法。

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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